2002年，巴金捐赠“国家图书馆”的藏书股票杠杆是多少，居然流落北京旧书摊售卖，又恰好让他学生买到了。
2003年4月，一则消息在文化圈内悄悄流传：国家图书馆关于巴金赠书流失的内部调查已经完成，确认共有400多册捐赠书刊不知去向，调查报告随即上报文化部，等待审核后便向社会公布。谁
也没想到，这份报告从此石沉大海。直到2005年10月巴金在上海逝世，老人阖上双眼，也终究没能等到任何说法。
事情的开端要倒回2002年12月。那天作家李辉在潘家园旧货市场闲逛，从一个旧书摊上随手抽出几本泛黄的英文杂志《日晷》，封面赫然盖着“巴金赠书”的蓝色印戳，内页还留有巴金亲笔签名。他没有声张，买下六本后立即通知了巴金的女儿李小林。
电话那头的李小林震惊到说不出话——父亲当年一本本整理好、亲手从上海运往北京的这批赠书，理应安安稳稳地躺在国家图书馆的书库里，怎会沦落到旧书摊上被人论斤售卖？
消息在《北京青年报》刊出后，迅速炸开了锅。当天就有读者打来电话，说自己手中也有好几本同样的书，国图的财产编号、巴金的名章和馆藏章完整无缺。
紧接着，一位藏书家辗转联系到巴金家人，坦言自己近年来陆续搜罗到数十本这样的外文旧书，来源都指向同一个出处——国图的外文期刊库房。李小林几番打听后粗略估算，至少已有百余本赠书流进了私人手中。她对外表示，赠书如此大量地流失，早已不是偶然的疏漏所能解释的了。
这些书对巴金而言，绝非寻常旧物。从1981年起，巴金就开始分批将自己收藏了大半生的外文书刊捐给当时的北京图书馆。那些书脊斑驳的原版小说里，夹着他留法岁月省下饭钱购书的记忆，也藏着战乱中背着书箱逃难的艰辛。几乎每一本扉页上，都有他亲笔写下的签名和钤印。
1990年代初，他又整理出最后一批珍藏寄往北京，有媒体报道过，轮椅上的老人用颤抖的手抚摸书脊，仿佛在和相伴一生的老友作别。他把这些书郑重地托付给国家级文化机构，求的不过是一份稳妥和安心。然而，这份信任被几本流落地摊的旧杂志撕开了一道口子。
2002年12月16日，李小林和弟弟李小棠正式向国家图书馆递交函件，要求归还父亲捐赠的若干手稿，包括《春》《秋》《寒夜》《憩园》以及《随想录》第五卷和《家》的散页，准备转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上海图书馆和四川省图书馆。
李小棠谈及此事，直言国图辜负了父亲的信任，伤害了一位视书如命的老人最朴素的感情。四天后，国图常务副馆长杨炳延和副馆长陈力专程乘火车赶往上海登门道歉。
他们给出的解释是，巴金赠书送达后并未单独设库，而是按文种分散存入了不同的书库，清查需要外请专家协助，所以耗费了一些时间。
李小林当场提出了三条要求：清查结果必须如实告知家属，流失书刊要整理出一份详尽的目录，国图必须拿出切实的整改办法，确保不再发生类似的丢失事件。
事后国图托人带来书信，说明剩余手稿保护状况良好，巴金的《随想录》手稿已经用中性纸隔页、装进红木盒子，存入恒温恒湿的手稿库里。至于那几本流到潘家园的《日晷》，分析认为可能是被误当作多余的复本移进了复本书库，后来处理旧期刊时，一不小心清理了出去。
这个解释显然无法平息外界的疑问。且不说这几本杂志是如何被认定为“复本”的，就算真是复本处理，那道流出的口子也未免太宽了一些。常年在潘家园和报国寺淘书的圈内人都知道，从各大图书馆流出的馆藏外文书并不鲜见，其中不乏盖着赠送章、贴着财产号的珍贵旧籍。
早几年，就有学者在旧书市场发现过某知名文学家捐给高校图书馆的签名本，一路追查下去，也是因为馆方清理复本时流出去的。类似的事件并非孤例，背后暴露的，是一些机构对捐赠藏书长期以来的管理粗放和责权不清。
巴金一家终究没能见到那份调查报告。2003年春天，外界得知调查已完结，便一直等着文化部审核后对外公布，可这一等就是遥遥无期。2005年秋，巴金离世。
同一年10月，在第八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巴金文学研究会面对众多学者和媒体，郑重发表公开声明，要求国家图书馆立即公布调查结果和处理结论。
会场上一片寂静，而国家图书馆那边，同样再也没有给出任何公开回应。从那以后，这桩公案便悬在了半空中，所有的追问都不再有下文。
一位老人，用尽一生心血搜集而来的藏书，怀抱着对国家最质朴的信任交付出去，最终却连一个清楚的去向都等不到。
那消失了四百多本书刊的行踪，那迟迟不肯露面的调查结论股票杠杆是多少，横亘在时间的尘埃里，称量的早已不是几册旧书的价钱，而是一个文化机构立足的根本——那份丢不得的责任心与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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